2025-07-05
屏幕上跳出的短信让她攥紧了拳头：泗县检察院受理了她对谭某星强奸案立案监督的申请。
这条短短的文字，承载着她过去三年无数次往返于公安局、检察院、信访局的脚步，也凝结着女儿杜雨被摧毁的青春。
1月2日和1月10日，她被五名未成年人诱骗至电竞酒店轮番侵犯，这群施暴者甚至知道“她在读初二”。
然而这场噩梦尚未结束，三天后的深夜，22岁的“网恋男友”谭某星带着朋友闯入她的出租屋，在闺蜜的啜泣声中完成了对少女的最后一击。
当杜雨因停经7个月被送医时，医生看着B超画面欲言又止：这个身高仅148cm、体重不足35公斤的初二学生，腹中已孕育着即将足月的胎儿。
而DNA鉴定显示：胎儿的生父不是那五名被判刑的未成年人，正是声称“不知她未成年”的谭某星。
泗县公安局2023年出具的那份《终止侦查决定书》，成了杜素媛最刺眼的噩梦。
文书里“没有犯罪事实”的结论，建立在两个看似坚固的支点上：杜雨自述“网上谎称16岁”，以及谭某星坚称“双方自愿发生关系”。
在五名未成年人强奸案的判决书中，施暴者们明确供述“知道她在读初二”：这群未成年人都能辨识的年龄特征，22岁的谭某星当真毫无察觉？
杜素媛提交的2022年初照片里，女儿穿着粉色卡通卫衣，脸颊还带着婴儿肥，与警方采信的那句“16岁”自述形成荒诞对比。
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丁金坤律师指出：“未成年施暴者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，成年男子反而‘不知情’？这好比说小学生会解微积分，大学生却连九九乘法表都不认识。”
《刑法》第236条早已明确：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关系，无论是否“自愿”都构成强奸。
2023年“两高两部”新修订的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更强调，对已满12周岁者应从身体发育、生活场景等综合判断加害人是否“明知”。
但基层执法中，这些条文有时会陷入“沉睡”——就像谭某星案中，办案人员选择性忽略了杜雨的初中校服、稚嫩面容，以及施暴者群体对被害人年龄的集体认知。
当杜雨在手术台上生死搏斗时，她的人生已被切割成两半：身体里永远消失的器官，判决里模糊不清的“自愿”。
医疗记录显示，这个13岁女孩引产时胎动已有两月，分娩死婴后遭遇的产后大出血，让医生不得不用全子宫切除来保住她的性命。
安徽科源司法鉴定所的伤残鉴定书里，六级、七级、十级伤残像三道永不愈合的伤口。
若不是五名未成年人强奸案中DNA比对排除嫌疑，谭某星的罪行可能永远沉入黑暗。
更令人愕然的是，当杜雨首次接受警方询问时，竟误以为“谭某星没有进入身体”——这个13岁女孩对性行为的认知模糊，恰恰成为加害人主张“自愿”的“证据”。
2024年8月，当杜素媛终于拿到《终止侦查决定书》时，纸页上“泗县三年二月日”的落款日期刺痛了她的眼睛：原来公安机关早在2023年2月就作出了决定，却让她在信访局、检察院、公安局之间空跑了一年半。
这位母亲开始像刑侦人员般收集证据：女儿三年前的衣着照片、案发出租屋的楼梯高度、闺蜜证言中“谭某星捂住杜雨嘴巴”的细节。
她甚至找到那五名未成年强奸犯的判决书，将其中关于被害人年龄的供述逐句标注。
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6.2万人，但像谭某星这样游走在法网边缘的案例绝非孤例。
广东阳山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，因未达刑责年龄免于立案，浙江教师性侵学生被校方诡辩为“感情纠纷”，每一起案件都在叩问：我们究竟是在保护孩子，还是在纵容罪恶？
法律界人士指出，当22岁男性与148cm的初中生发生关系，执法者仍纠结于“是否明知年龄”时，司法的谦抑性已异化为对犯罪的妥协。
西南政法大学一位教授说得尖锐：“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幼女都挂着身份证生存，但当成年人与疑似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时，法律必须默认他‘应当知道’——这才是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坚守。”
此刻，杜雨的案例正躺在泗县检察院的案头。它不再只是某个女孩的悲剧，而是丈量司法温度与社会良知的标尺。
当我们凝视这个被切除子宫的13岁少女，看到的不仅是破碎的青春，更是2400万中国未成年人能否安全成长的集体焦虑。
